作者：羽戈

　　因遭遇暴力拆迁，不堪受辱，奋起抗击，最终致拆迁者死亡，江苏宿迁市居民吴曼琳并不是第一人，此案更非媒体所宣称的全国首例“反暴拆”致人死亡案。早于吴案一年前，2008年5月14日，在辽宁本溪市长青社区，面对暴力拆迁者“砸东西、强行扒房”，家人受到威胁，居民张剑拔刀刺死其中一人，随即逃离，一个多月后自首。两案之最大差别，在于一审结局：2009年9月4日，本溪市中院宣判，张剑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010年 2月20日，宿迁市中院宣判，吴曼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27万元。

　　比起吴曼琳的厄运，张剑何其幸运。其判决之形成，遵循了中国式葫芦案的一贯逻辑，即判定被告人有罪，却不做过于严厉的刑罚。类似判决近年来的“ 代表作”当数邓玉娇案。邓被免予处罚，张剑判三缓五，均不必再受监禁之苦，算是一种宽大处理。法官们可谓用心良苦，在残缺的法律与激切的民意之间，力图左右逢源，对两造及其背后的力量都有交代，可惜他们所苦心经营的判决，事实上却左右不讨好。

　　先不说吴曼琳案如此显失公正的一审判决，就连张剑案的折中处罚，在去年出炉之际，也遭到民意和舆情的激烈炮轰。大多数人皆认定被告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而非防卫过当，应判无罪；更有人将张剑案与美国的亨利·史威特案并提，希望此案可以“成为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私权的典型案例”。

　　张剑案与吴曼琳案的最大争议点在于：暴力拆迁者侵犯了你的住宅，骂你，打你，要拆你的房子，你能否践行《刑法》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或曰特殊防卫权)？同样遭此侵犯，亨利·史威特怎么办？

　　在美国法制史上，1920年代的亨利·史威特案的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此案之棘手，不在案情，而在其历史背景，即白人对黑人历久弥新的种族歧视。被告人亨利·史威特及其哥哥史威特医生都是黑人，他们买了新房子，住进了中低阶层白人聚居的社区。第一个晚上还算平静，第二个晚上，便有白人邻居们辱骂史威特医生，并往他家扔石头——这哪里比得上张、吴二案当中暴力拆迁者的恶行呢？在史威特家中的11位黑人选择了还击，开枪打死了站在街对面的布伦尔，并打伤了另一个白人。他们被控一级谋杀罪。

　　这个案件，如果放到中国，亨利·史威特的行为，也许连正当防卫都算不上。白人们辱骂你、砸两块石头，你就需要开枪回击，你的神经就这般脆弱不堪？但这是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再加上，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介入了此案，他们请声誉卓著的白人律师丹诺担任亨利·史威特的辩护律师——我觉得这才是此案最关键的转捩点。那一年，丹诺69岁，可谓老而弥坚。他发表了被后世命名为“一个种族的希望与恐惧正握在你们手中”的辩护词，说服由十二名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定被告人无罪。

　　丹诺认为，这是他辩护过的所有案件当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个。此处的“历史意义”，我想更多表现为对种族歧视之坚冰的消融，其次才是“确立了美国的住宅不受侵害以及公民在家中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法律准则”。当然，前者正有赖后者的捍卫与推行。而基于后一点“历史意义”，亨利·史威特案与张剑案、吴曼琳案确有相通之处。

　　张剑、吴曼琳所遭遇的不法侵犯的恶劣程度，远远超出了亨利·史威特。为什么三人的结局判若霄壤呢？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两国的司法制度之歧异，如在美国，陪审团判定罪与非罪的重大作用，律师在法庭之上能够呼风唤雨等。另一方面，正在于美国法律对住宅等私有财产近乎疯狂的守护，惟有在货真价实的法治语境之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箴言才能生出紧箍咒一般的制约力，而非流于一句政治正确的空谈。

　　而在中国一些地方，如张剑所住的棚户，风雨未必能进，公权力倒是随时可以闯入。甚至张剑所拥有的房屋产权仅限70年(房屋之下的土地自然归国家所有)。法律对住宅等私产的规划和保护程度，决定了张剑与亨利·史威特，一个只能对强行拆迁者进行有限度的反抗，一个可以对投石者举起黑洞洞的手枪。

　　更可忧的是，说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我们所应消弭的司法痼疾，其实还扯不到亨利·史威特案这么远：从吴曼琳案到张剑案，案情近似，却连罪名都不一，更遑论处罚——司法权何以如此不统一？

　　拆迁怪招

　　株连式拆迁

　　日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政府采用“株连”公职人员的手段，促进村民签订拆迁协议。柳园街道陈庄村四十余名公职人员，因亲属没有签订拆迁协议，遭当地政府通知要“开除公职”。

　　偷袭式拆迁

　　2009年12月24日平安夜，浙江宁波一女子与家人到市区的教堂去做祈祷，第二天早上才回到家。没想到，“家”居然不见了。一夜时间里，原本立着的二层小楼被拆成一地废墟。邻居称是工程队用挖掘机拆的，拆迁办则称可能是“破烂王”见财起意拆除的。

　　拔根式拆迁

　　今年1月2日上午，深圳横岗街道办执法队在拆除五层楼的违章楼，居然从一楼拆起，而且拆了一半之后就撤离了现场，留下一栋摇摇欲坠的歪楼树立在村里。执法队表示这是有意为之，先让他们无法继续抢建，日后再慢慢从上层拆除。“歪楼”扭曲的部分几乎要碰到三米外的一栋楼房的窗户上。

　　突击式拆迁

　　在拆迁条例修改正在推进之时，有些地方出现严重的突击拆迁现象。很多反映突击拆迁情况的特快专递被送到有关专家手中。专家指出这可能让矛盾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北大法学学者急谏国务院出台通知，要求各地在元旦、春节期间遏制突击拆迁的发生。

　　胁逼式拆迁

　　“亲爱的爸爸妈妈，让我和你们一样一辈子住在又脏又乱的村里，我会开心吗？让我和你们一样天天下地干活、一辈子当农民，我能过好吗？亲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支持小区建设就请签上名字。”这是2008年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乡政府起草、由古城乡青阳屯村中小学生交给家长签字的一封公开信。古城乡政府为完成青阳屯村拆迁任务，想出了这个办法。村民投诉称，在拆迁过程中，竟然恐吓该村孩子回家逼家长签字同意拆迁。

　　骚扰式拆迁

　　2009年2月，南宁市某小区屡发一些蹊跷的事：有住户家的玻璃被石头砸烂，不少住户发现家门的锁孔被人用胶水堵住……一业主说，一年多前，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准备拆掉居民楼建“大厦”，但有24户居民还没有和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怀疑这些事与该公司有关。

　　拆迁语录

　　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

　　—2004年湖南省嘉禾县的拆迁标语。当地在珠泉商贸城项目建设中，以行政命令搞强制拆迁，多名抵制拆迁者被捕入狱。这一“雷人”标语，曾流传一时。暴力拆迁事件，从此进入公众视野。

　　脑子别住了。

　　—2008年6月12日，上海市闵行区户主潘蓉因为不肯在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拆迁协议上签字，结果房屋遭区政府强拆。女户主称政府侵权，官员称其 “脑子别住了”。“脑子别住”是上海话，骂人“脑子进水”的意思。

　　我不承认“钉子户”的说法，我翻看人生的字典，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我坚持阳光拆迁，不管权贵还是平民一致对待，我想我们的人民群众都是有水平、有觉悟的。

　　—继吕日周、仇和之后，山西大同出了位铁腕地方官：“造城市长”耿彦波，把大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工地”，对于如何对待“钉子户”，耿彦波告诉媒体记者说。

　　极个别“钉子户”漫天要价，动不动就挂个煤气罐跟你玩命，一经媒体报道，好像他就成了弱者，其实地铁(公司)才是弱者！

　　—2009年2月15日，广州地铁公司总经理丁建隆在广州两会小组讨论上大声“诉苦”。

　　“钉子户”也导致了房价上涨，把开发商都当成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和过街老鼠不公平。

　　—2009年春，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身为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老总的政协委员穆麒茹，谈到拆迁时遇到的“钉子户”，如此直言。

　　在清理旁边垃圾时不小心碰倒了。

　　—2009年11月23日，张家口市退休女市民温春梅的房子，被不明人士砸坏了门窗，派出所要求温春梅去所里做笔录，谁知等温春梅回来后，房子竟倒塌了一半，剩下的两间也变成了危房。当地拆迁办对此作出雷人解释。

　　你点啊！你点啊！

　　—2009年12月15日，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玉泉村席新柱遭遇强制拆迁，为阻止强拆，席新柱便将汽油洒在了自己身上，并拿出打火机威胁强拆人员出去，强拆人员说：“你点啊！你点啊！”

　　信春哥，房子不会被拆迁。

　　—2009年底，昆明一栋楼房挂出条幅“信春哥，房子不会被拆迁”。“信春哥”在强拆中似乎发挥了效果，强拆当天拆迁方没撞开门，在楼上妇女威胁跳楼的情况下放弃强拆离去。

　　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

　　—66岁的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村民王秀珍向镇委书记史国忠央求解决拆迁补偿问题。史国忠以开会没时间、不熟悉情况为由，让王秀珍“别找他，反映也没用”，王秀珍哭诉说“要我去跳楼啊”，史国忠让王去五楼跳，说完甩手离开。

　　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不要以卵击石。

　　—黑龙江省东宁县2009年提出三年内拆除县城内剩余的60万平方米平房，公检法等部门领导表态称全力支持强迁，县长任侃还这样告诫 “钉子户”。

　　终结拆迁概念，废止荒诞剧本

　　发出“拆字令”之后，地方政府躲到幕后，让开发商与被拆迁户打交道；拆迁时，开发商也不在场。开发商们个个西装革履，自有大小流氓替他们干脏活。地方政府借开发商把自己与拆迁的事情切割开来，开发商则借拆迁公司把自己与拆迁的事情切割开来。

　　文_秋风(知名学者)

　　一个混乱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兴起、最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的城市大规模拆迁，充满暴力、血泪，同时也充满荒诞。

　　最大的荒诞是“拆迁”这一说法本身。

　　从本质上说，“拆迁”是政府对居民房屋所占用之土地产权的征收，不论这种产权是使用权还是别的权利，也不论这种产权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的。但从汉语语义上看，“拆迁”的对象只能是“房屋”，这就令人难以理解：拆迁人支付了数额不菲的拆迁补偿，获得了被拆迁人的房屋，却立刻雇人把这些房屋拆了。无利不起早的拆迁人图的是什么？

　　显然，拆迁人想获得的，不是房屋，而是房屋所占用之土地，更准确地说，是房屋所占用的国有土地的有期限的建设使用权。对拆迁人来说，唯一有价值的是房屋下面的土地，在现实中，房屋所占用的土地的价值远远大于房屋自身的价值。房屋本身的价值甚至是负的—因为还得花钱雇人来拆它、整理土地。

　　但现行的拆迁制度是以这个莫名其妙的混乱概念为基础的，结果就导致了拆迁令变成建房令的荒诞剧：因为拆迁补偿针对的是房屋，于是居民在听闻拆迁消息后，为了获得更多补偿，就会拼命建房。有的时候，拆迁补偿依据户籍人口数量，于是，拆迁区的人口反而增加了。这个时候，政府、开发商和他们的帮闲专家总是指责民众贪婪，但民众的这种畸形对策，完全是不合理的拆迁制度诱导的。

　　“第三者”拆迁

　　“拆迁”的另一个荒诞，是在政府与土地产权持有人之间引入了一个“第三者”。

　　本来“征收”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但由于现行拆迁制度没有征收的理念，地方政府随意授出本应由政府行使的重要权力，让所谓的“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成为土地征收的主体，而这些单位通常就是商业性开发企业。

　　按照现有的拆迁模式，政府部门根本不用与现在的住房业主商量，就可以自己单方面决定拆迁某个地方。然后，地方政府四处招商，或者开发商主动上门。卖完地之后，地方政府当然要向开发商交割土地。这个时候，拆迁办就会派人到人家的墙上去画大大的“拆”字。这些年，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最主要的标语，大约就是这个一字标语。从这一天起，本来好好的业主，就变成了被拆迁人。他们被迫卷入一场自己注定要失败的交易中。

　　画了标语后，地方政府就躲到幕后，让开发商与被拆迁户打交道。本来，政府在作出征收决定的时候，理应向房屋和土地产权持有人即时支付补偿，因为政府本来就是征收的主体。但现在，政府让开发商承担这个责任。

　　拆迁的荒诞博弈

　　现在，开发商登场了。

　　开发商已经向政府缴纳了土地转让金，所以，拆迁志在必得。换言之，自己房屋将被拆毁、自己被迫迁走这一点，被拆迁人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土地出售了。那么，即使按照商业原则，拆迁户也必须离开。

　　但是，与民众打交道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民众将要丧失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当然要拼命地维护自己利益。于是，专业拆迁公司就应运而生，他们是开发商花钱雇用的工具。他们的任务就是拆毁别人的房屋，赶走屋子里的人。为此，他们发展出了种种技巧、手段。这就是他们的业务。

　　当这一切荒诞的或丑恶的戏剧在表演的时候，开发商却并不在场。开发商们个个西装革履，自有大小流氓替他们干脏活。政府借开发商把自己与拆迁的事情切割开来，开发商则借拆迁公司把自己与拆迁的事情切割开来。

　　不过，在有些时候，流氓也对付不了拆迁户。这样的拆迁户，就是所谓“钉子户”。他们如果没有最顽强的神经和生命力，是不可能练成“钉子”的。

　　这个时候，政府就出马了。

　　地方政府已经获得开发商缴付之土地转让金，必须向开发商交付土地。与拆迁相关的行政和司法程序，大多也旨在协助开发商强制被拆迁人完成拆迁。这样，在现行拆迁制度下，拆迁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现实中，也确实很少有过一件拆迁决策因拆迁户的异议而被行政或司法程序废止的事例。面对行政或司法的强制执行，“钉子户”或者屈服，或者自焚，或者“行凶”。

　　结束围绕着拆迁而出现的种种荒诞现象的唯一办法是，彻底废除旧的拆迁制度与“拆迁”概念。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荒诞的法理之上，已经制造了无数的不幸、血泪，它再也没有理由继续下去了。

　　2009年底，昆明一栋楼房挂出条幅“信春哥，房子不会被拆迁”。“信春哥”在强拆中似乎发挥了效果，强拆当天拆迁方没撞开门，在楼上妇女威胁跳楼的情况下放弃强拆离去。知道内情的人说，女业主不可能知道“春哥”，这主意是拆迁点子人出的。拆迁点子人这个群体，在拆迁运动中应运而生。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深圳报道

　　2009年12月21日，网友“雨中樵夫111”在网上发帖征求“拆迁点子人”，称亲戚家将面临野蛮拆迁，面向全国征求可以为被拆迁者提供诸多智力支持的民间人士，要求对方有丰富的应对拆迁的经验，“并取得过一系列经典战斗的胜利。提供车旅食宿费用，其它待遇面谈。”

　　差不多与此同时，昆明一栋楼房挂出条幅“信春哥，房子不会被拆迁”。“信春哥”在强拆中似乎发挥了效果，强拆当天拆迁方没撞开门，在楼上妇女威胁跳楼的情况下放弃强拆离去。知道内情的人说，女业主不可能知道“春哥”，这主意是“拆迁点子人”出的。

　　“拆迁点子人”这一群体，在拆迁运动中应运而生。

　　专业化对付拆迁

　　八分斋不给记者留下真名，他说你就叫我“八分斋”就好了。

　　“我们尝试集合网民的力量，给正在遭遇不公平拆迁的弱势群体展开网络救助，提供智力支持。”2010年1月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上步南路一幢公寓的办公室里，八分斋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

　　八分斋所在的这个有着36人的慈善团队，在2007年开始将触角伸向正在各地轰轰烈烈上演的城市拆迁领域，成为“拆迁点子人”，为被拆迁户的维权出谋献策，并给予声援。

　　八分斋从2004年就开始了民间慈善的救助活动。那时他身边围聚起了一个同样热衷于网络救助的网友群体，八分斋将这个群体称为“爱心特区”。他们设计了自己的旗帜和logo,提出口号“我们在行动”。

　　八分斋曾任某网络公司副总编。他身材不高、生活中总是“一脸坏笑”(自语)，平日里上身喜欢着一袭黑色的香云纱。尤其一成不变的光头形象，早已让人们忘却了他的本名，熟悉他的人叫他“老八”，更多的人记住的是“陈易卖身救母”事件调查和“郭小娟骗捐”事件调查中的八分斋。

　　八分斋生于甘肃农村、家中排行老七。“农村成长的经历，让我生活中多了一股韧劲儿。”

　　“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传统媒体与网民形成合力所展示的冲击力。”八分斋说，“那一年，我们三十六人的团队有幸和全国两亿多的网民以及其它媒体共同推动了这个事件的发展。”

　　当时，八分斋的团队同时可以与3到4万个知名网友保持紧密的合作，大家先把关于最牛钉子户的帖子贴到了天涯网站重庆版，并迅速粘贴到全国大小三百多个网站。后来，又与其它传统的媒体形成互动。

　　八分斋介绍说，“爱心特区”小组分为负责整体调度的组长、法务、文案、平台整合等，遇到网络救助具体个人，他们会迅速行动。

　　“2008年，一对沈阳的老夫妇遭遇不公拆迁，开发商先是在被拆迁者门上泼大便，我们告诉他一定要首先保留照片或者视频资料，然后报警，如果警方没有采取行动，照片或者视频资料的传播会给地方政府在道义上形成压力。”

　　“其次是注意维权的方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每次拆迁甚至哪个地方的拆迁，一定要先做充足的分析，看是选择上访还是出奇招。”

　　“今年昆明一拆迁户在将被强拆的房子前挂上了‘信春哥，不拆迁’的条幅，就是网民的奇招。”八分斋分析道，“它可以迅速吸引网民的眼球和其它媒体的兴趣，最后这个拆迁取得了相对合理的补偿。”

　　其它比如传播间的整合、谈判的技巧、不断地坚持，也都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只通过网上接触，给被拆迁者提供智力支持，而且完全是义务的，接单前，我们还要做充分的风险评估。”八分斋介绍说，“虽然两年多了，但也没有多少辉煌的战绩，做了不到二十来例，还仅仅只是让被拆迁户少损失点。”

　　“很多地方，官商之间盘根错节，真的无能为力。”八分斋无奈地摇了下头。

　　“陕西王海”的能耐

　　与只出主意的八分斋相比，素有“陕西王海”之称孙安民则是一个既出点子又出力的实战派。

　　“2009年12月31号，从昆明飞往广州，再到江门，1月5号飞抵深圳，要在10号之前前往西安，再到无锡，20号之前飞到北京。”年逾六旬的孙安民笑称是“空中飞人”。

　　说起“老孙打假”，买房与卖房的人，几乎无人不晓。老孙身材不高，患有心脏病，虽能言善辩，却一脸和气。这个闲不住的“西北老汉”，现在每天做的事，就是马不停蹄地为全国的房产业主作义务维权。并随时冲锋在前，为陷入拆迁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帮助。

　　2008年国庆节前后，老孙多次接到澳门人叶春南父子俩的电话求助。说他们的房产被强拆已经十年了，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也没有安置。

　　经过核实，老孙发现叶反映的情况属实。只是他积累的材料太多了，经过认真的整理，老孙发现这个拆迁案例在国内比较典型，就是拆迁人利用其强大的权力和法律程序，最终强拆了澳门同胞设在江门市新会区繁华区用于做生意的、房产土地营业手续一应俱全的私有房产，导致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不得不在维权的道路上，异常艰难地奔波了10多年。

　　老孙把他的材料整理成一封控告信，并附上大量的证据材料向有关部门投递，紧接着就依据《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向涉及到房屋拆迁的政府部门申诉。

　　2009年3月初，老孙又亲自带叶先生去北京信访，把有关信访材料交给了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中央纪委和侨胞办等部门。

　　经过努力，在2009年下半年很快就有了动静，新会区有关部门开始频频联系叶先生了，不但给他回了信，还带他去看了几处房产，并在回复信件里明确表示，由于现在的房价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正在考虑一个新的安置补偿标准来处理叶先生的拆迁安置和赔偿。

　　“逼上梁山”这句话用在孙安民身上似乎恰如其分。5年前，老孙是单位8000多名职工中最有钱的“个体老板”，但购房的受骗，最终让他走上了专业打假的道路。

　　“我全国遍地跑，家里人没有一个支持我的，但没有办法，人家救助过来，想想过去自己的经历，使你不忍心不管。”孙安民说，“对于被拆迁户的求助等公益，只要对方付车旅食宿费用，我是一分钱不收的。”

　　对于其它经济纠纷案件，求助到孙安民，他是要收费的。孙称他本身有陕西省司法厅颁发的“法律工作者”证。

　　总结这几年打假和帮助被拆迁者的经验，老孙称首先要找搞野蛮拆迁的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短处，“打蛇要打七寸”，你捏住了他们的证据，给他们寄去，他们会乖乖地对你客气。

　　其次，要善于借力打力。“我经常带着记者去，他们找到了新闻，我出了拆迁者的丑。但后来发现有贪心的记者背着我收黑钱，我再也不跟他们合作了。”

　　“另外，就是先不露声色地跟着当事人去接触开发商或者地方政府，跟他们闲扯，录下录音或者录像等证据，关键时刻会派上用场。”

　　龙蛇混杂的点子人江湖

　　“雨中樵夫111”发帖后，很快有一网名为“某某少侠”的网友跟帖留言，让“雨中樵夫111”把详细情况发到他的QQ邮箱，称他“是做网络媒体的，希望能帮到你”。

　　“某某少侠”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网络推手，曾策划过“跪求李宇春隆胸”的网络噱头事件。互联网的崛起，为这些网络推手提供了“兴风作浪”的广阔舞台。一时间，各式点子人混迹其中，龙蛇混杂。

　　有为被拆迁户出主意的点子人，也有为拆迁队出主意的点子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拆迁冲突加剧，这给一些民间维权人士、民间网站以及少数媒体记者和执业律师留下谋取不正当收入的空间。”多年来从事网络救助的八分斋评价当下的“拆迁点子人”江湖。

　　“两头通吃”已成了“拆迁点子人”圈内普遍盛行的习惯。许多“拆迁点子人”冲锋在前，为律师提供案源，最后享受着被拆迁方提供的车旅食宿，以及不低的出场费，然后转而再以曝光相威胁，向拆迁方勒索。他们形成利益均沾的集团，而集团与集团之间有时候也会资源共享，对拆迁一方的政府或者企业轮番轰炸。

　　有些“拆迁点子人”一年创收几十万甚至百万以上，毫不稀奇。被拆迁者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只管抓住手边的稻草，真假不辨，而被敲诈的拆迁方，多是野蛮拆迁，辫子被抓在点子人手中，所以，他们只好花钱消灾，这就更助长了“拆迁点子人”乱象的蔓延。

　　“什么时候野蛮拆迁消失了，被拆迁户的权益受保障了，这些点子人就失去‘英雄用武之地’了。”一位观察“拆迁点子人”群体的评论员说。

　　南京一栋住着众多法官或退休法官的小楼面临拆迁。为了保住房产，或获得合理补偿，住在这幢楼里的31名法官，将一纸诉状递至南京市中院，以集体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将发放拆迁许可证的南京市房管局列为被告。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10年的“法官楼”

　　被誉为“南京速度”的拆迁，在一幢孤零零的住宅楼前戛然而止。因为这次拆迁，遇到了一群特殊的“钉子户”——31名法官业主。但接下来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被强拆掉。

　　这栋位于鼓楼区核心地段的“华新巷21号”小院，于2000年6月竣工，至今尚不足10年。而居住于此的业主共有34户，其中绝大多数为江苏的法官或退休法官。

　　早在2007年，鼓楼区宁海路的拆迁改造动议就已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将在宁海路建“欧洲风情一条街”。2009年初，有关该项目的进度要求被写进鼓楼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的工作报告中。到4月份，宁海路上已经高高挂起了奖励提前搬迁的条幅。

　　听说拆迁的消息后，华新巷21号的业主表示不能接受，他们中的代表说：该楼房龄不足10年，且远离宁海路五六十米，不应在“欧洲风情街”的范围内。

　　在公示的拆迁公告上，将被拆迁的华新巷21号单独成院，只有一幢7层高的楼。地图上的华新巷21号在宁海路向东延伸出的一条小巷内，如果以宁海路75号的江苏省高院为出发点的话，由此向南约200米，再向东走五六十米右拐就到华新巷21号门口了。拐角处是“动迁二组现场办公室”，房门上张贴着动迁公示。

　　华新巷21号是江苏省高院1999年经南京市政府同意，并报经该市规划局、建设局等职能部门依法审批建造的，总建筑面积3877.02平米，2000年6月竣工。房屋按钢混结构设计施工，楼面地坪全部整体浇铸，这在当时南京主城区多层住宅中实属少见。

　　按照《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钢混结构的住宅设计使用年限一般为50年，而这只是一个建议性的合理使用年限，实际使用寿命则可能超过50年。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辉律师说，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

　　这一法律条款，成了法官“钉子户”们反对被拆迁的一柄“尚方宝剑”。

　　行政复议失败

　　“欧洲风情一条街”的建设计划，可以追溯到2007年11月，意大利泊卡市政府代表团到南京鼓楼区参观考察。区长徐苏宁会见了代表团，双方就宁海路欧洲风情街项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2007年12月16日，当地一家媒体以《宁海路将建“欧洲风情一条街”》为题，报道了宁海路欧洲风情一条街项目，由宁海路街道与意大利亚意达公司联合开发，项目一期工程预计在第二年圣诞节前建成向市民开放，整个街区以“欧洲风情”为主题，涉及酒吧、餐饮、演艺、消费等多种业态，目标消费群锁定中高收入阶层和年轻时尚人群……

　　熟悉法律的法官们立即看出了宁海路地块改造的法律破绽：“欧洲风情一条街”的建设，看起来可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是不折不扣的商业性开发。

　　“如果是区政府所称的公益性质的拓展马路，我们二话不说，自动搬迁，可是你写明的规划里就是商业开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法官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既然是商业开发，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谁开发谁来跟我们谈判。”

　　按照法律程序，2009年6月，这群特殊的被拆迁户向南京市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要求市政府对市房管局的“行政许可决定”进行审查，并要求撤销南京市房管局发出的《拆迁许可证》。

　　然而，一个多月后，有关方面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最终维持了房管部门颁发相关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失败，法官们决定诉诸法庭。

　　鼓楼区是南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古典与时尚荟萃、历史与现代交融、精致与美丽映辉的宝地，而宁海路又是闹中取静的宝地。附近高校、机关、商场密布，打车也只是起步价，南京市一位谙熟内情的人士分析道。

　　“双方争议的关键还是价格的高低问题。”该人士认为，“价格赔偿高了还是低了，对当地政府来说都是个烫手的山芋。高了，周围那么多拆迁户看着呢，低了法官们那儿过不了关。”

　　“如果被拆迁，赔偿最高每平方不超过一万，而周围的房价已经飙升到两万左右，我150平米的房子赔偿了，也买不了100平米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谈到了他的顾虑。

　　将房管局告上法庭

　　8月11日，住在这幢7层楼里的31名业主将一纸诉状递至南京市中院，以集体形式提起行政诉讼，将发放拆迁许可证的南京市房管局列为被告。

　　在起诉书中，原告从适用法律、主要证据、法定程序等方面提出了四项问题。

　　首先，起诉书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第25条第二款是专门针对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所作的法律规定，且是目前为止最高最新的法律规范。而许可拆迁原告房屋的行为，直接违反了该法立法精神与具体规定。南京市房管局以“非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要件”为由拒绝适用该法，已构成适用法律错误。

　　其次，法官们指出：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应当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等资料。但该案中提交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中没有项目的任何具体内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非许可证本身，而是一个附件，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甚至连批准使用的主体对象都没有。

　　原告据此认为，南京市房管局据此颁发拆迁许可证的主要证据不足。

　　另外，原告还认为，上述三个文件不仅是申领拆迁许可证的实体条件，也是程序条件，被告发放拆迁许可证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另依据行政许可法，拆迁关系产权人的重大利益，拆迁人依法应通知被拆迁人并组织听证，但拆迁人未履行该项义务。

　　“华新巷21号住宅距宁海路约60米，与以改造危旧房为主旨的拆迁毫无关联，但被告却许可将其与临街危旧房捆绑拆迁。”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指出。

　　“到现在，官司仍没有任何进展，只有等待。”帮法官“钉子户”打官司的代理律师金辉说，除了客观事实，法官们的个人问题都不会向外公布，“他们还是希望在法律框架内实现自己的维权，这可能是法官这个身份带来的特殊性吧。”

　　“目前，这个案件正挺在这儿，跟区政府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诉讼代理人之一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退休法官王锦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介入双方争议的调解，但还没有最后的结果。”

　　华新巷21号表面一如往昔般平静，而激烈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像一个金盆洗手多年的武林高手，陆大任又把当年的十八般武艺一项项摆出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拆迁队长到职业钉子户，23天的戏剧化角色转换过程，其中的强弱易势令他感受颇深。

　　南都周刊记者_陈鸣 北京报道

　　“我这事儿办得不赖吧？我自己觉着起码能得90分。”2009年的最后一天，陆大任站在“战斗”了23天的鱼堡餐厅门口，得意地向记者挤了挤眼睛。

　　不远处是新奥物业派来看守的人，探头看看不是别人，又是那个陆大任，于是往车后座一躺又接着睡。

　　在老陆的帮助下，剩下的三家钉子户里，鱼堡餐厅女老板秦荣最早拿到了补偿。2009年12月29日，秦荣告诉记者纠纷已经达成和解，老陆也顺利拿到了2%的补偿款提成。最终拿了多少钱，老陆回避这个问题，只是嘿嘿笑。

　　“湖南米粉”店的老板刘正见老陆出现，赶紧过来跟他打招呼，半开玩笑地说要聘请他，一边从老陆那里打听一些钉子策略。老陆没怎么说话，又是一阵闷笑。

　　老陆的出名起源于秦荣在网上贴出的《绝对史上最牛招聘》的帖子。

　　在那上面，秦荣描绘了一个“职业钉子户”的模样：有相关拆迁经验，知道如何跟恶势力抗衡和周旋；大专以上学历；责任感强，坚韧，勇敢，身体健壮；能吃苦，在面临停水停电黑社会势力时不屈不挠。

　　隔天，真的有一个叫“杨帅”的天津大学生拉着行李找秦荣应聘：“社会上不平的事太多了，希望尽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好一点”。大学生没有经验，秦荣思索再三不敢答应。

　　后来老陆就出现了。

　　壮实的身板，一身绿色军大衣，一顶暗红色的帽子，脸上还蒙个口罩，遮得严严实实，神神秘秘的。米粉店的刘正说，一看老陆那个样子，就知道是经历过沧桑的人。

　　老陆其实不老，只有45岁，不过却长了一头花白头发，脸上到处是皱纹，他自己解释，这是早年当拆迁队长的时候风吹日晒出来的。

　　老陆见秦荣的第一句话就让她感到惊讶：“你们有没有信心坚持到最后。”好像被招聘来当钉子户的是秦荣似的。老陆当过拆迁队长，这个从对立阵营过来的人十分清楚。他说：“拆迁是一场心理战，就是恶心人，让你没信心，最后就灰头土脸地拿点钱走人”。

　　秦荣最后聘请了他。12月7日，老陆上岗了。

　　“这是小儿科”

　　陆大任说自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别人都不大相信。他早年喜欢写诗投稿，大学毕业后进入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1990年代后期，全民下海浪潮中，陆大任也坐不住了，就到一个亲戚开的公司里当起拆迁队长。

　　干拆迁就是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我自以为读过两年书，是个读书人，到那个场合，该骂街骂街，该吆喝吆喝，该拿钱拿钱，跟他们在一起就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

　　在江湖里练过的老陆一开始就怪招迭出。他在鱼堡的玻璃大门上写着“断水断电×天”的字样，每天更新，在另外的一张白纸上，他写着自创的口号： “严防死守，和谐共处”，“死”字总是忌讳的，他在这字的中间画了一张卡哇伊的笑脸。他说，你越乐观对方越着急。还有一天下午，他举着自制的白旗到地铁4 号线逛去了，围观的人一大堆，他在旗上写着中文“钉子户”和英文“Nail”，“这是恶心人的小把戏”。这几招果然吸引来了大批媒体的目光，后来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赶过来围观他了。

　　和记者聊起来，老陆主动承认自己当拆迁队长的时候，给钉子户家里泼过大便，说完他又嘿嘿地乐，似乎对这套手法的驾轻就熟感到些许惭愧。他很清楚对方可能用什么招，自己可以用什么招反击。“不这样不行啊，你抓的是一手烂牌，不明白利害关系、实力对比，跟人家怎么玩下去？”

　　如果不是因为“史上最牛招聘”勾起了媒体的兴致，秦荣的“鱼堡餐厅”在本年度无数惊心动魄的拆迁纠纷中实在是普通之极。

　　这次拆迁中的房东是北京新奥集团，该公司受北京市政府委托，负责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以及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建设。纠纷发生地点属于“奥林匹克公园南区”，也是原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所在地。这一块地从2003年开始拆迁，到了2007年底，奥林匹克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全部结束，所有居民全部搬走。但是靠马路边上的这幢三层小楼并没有被拆除。

　　新奥集团副总经理刘志宇解释说：“考虑到奥运期间可能会有施工工程人员需要一个暂时的住所，就先保留了下来。”于是最终楼上被改成新奥物业的办公室，楼下的门脸房整租给了东方凯晟，再由东方凯晟分割租给招来的商户。

　　秦荣，是在国贸上班的80后白领。2008年，秦荣、刘正等人与“二房东”东方凯晟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约，租金为每3个月一付。2009年12 月3日，中建国际和北京保利兴两家地产公司以48亿元的价格拍得奥林匹克南区的3块地。

　　拆迁问题就此产生。一些商户很快就搬走了，像楼中间的一家餐饮几个月前就拿了8万块钱赔偿离开，最后剩下鱼堡、湖南米粉店和菊花居三家餐馆。米粉店老板刘正解释说，这三家面积都比较大，尤其米粉店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上，装修费用投入很多，因此赔偿款一直谈不拢。

　　后来才加入这场纠纷的老陆似乎看得更深一些。他很快抓住了他认为的症结所在：“东方凯晟说白了就是一家皮包公司，注册资本写的是50万元。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账上有没有5万块钱。指望老周还钱，还鬼吧！”老周指的东方凯晟的总经理周建国。在老陆的说法中处处透露出对对手“不够成熟”的鄙夷。

　　2009年12月23日，老周到店里谈赔偿款的事，冲着记者们举了一面比老陆还大的旗，上书“欠债还债”。老陆乐了：“这是小儿科。”他站在门口，对着媒体的相机和摄像头，作出破釜沉舟、几近悲壮的表情，从兜里掏出一根事先就准备好的白布捆在头上，一字一顿地开始讲起鱼堡的“血泪史”。

　　陆大任反守为攻，对方和秦荣谈判，他就坐在一边听着，最后数出来对方“你们先交钱”一句话讲了七十几遍，于是就羞他：“你一大老爷们儿，岁数比我还大，一句话能说八十遍！”老陆认为这次谈话进一步支持了他的判断，“说来说去就是没钱，新奥物业一定会接手，谈判对手应该是大房东。”

　　在现场嬉笑怒骂一番之后，老陆私下帮秦荣进行了冷静深入的分析。“你现在最大的筹码是房子，一旦旁边开始拆了，你这房子生意也做不下去，筹码也就贬值了，你以后拿什么跟人家去谈？另外这个房子是租的，是租赁关系，不是你的产权，就得懂得适可而止，拿钱走人。”

　　“每个事情都有个高潮，就像媒体关注一样，在高潮上把问题解决了，早了就亏了，过了也就迟了。”许多天以后，回顾这场漂亮仗，老陆不乏得意地对记者总结。

　　反围剿

　　陆大任是山西太原人。一个多月前，他刚刚在原单位办了“内退”，据媒体报道，老陆之前搞拆迁，赚到500多万后，妻子和孩子都移民澳大利亚，他被拒签没去成。

　　在北京，老陆住在回龙观朋友家里。有一天晚上，电视新闻里讲起了最近的拆迁纠纷，在介绍完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之后，也讲了“史上最强招聘”的事情。出于前拆迁队长的“职业敏感”，他让朋友上网查找秦荣发的帖子，看完后决定应聘。

　　上岗后，老陆发现现场环境的恶劣还是超过他的想象，“我一开始以为还能看看电视，(到了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鱼堡当时已经停电停水，在深冬的北京冻若冰窟。

　　以前搞拆迁的时候，老陆跟工人一起睡工棚，几十号人在一起喝酒打牌不会无聊，而这回他只能一个人驻守。有两回他在屋里偷偷生火取暖，很快就被赶过来的保安和警察喝止，“我不怪他们，他们怕我煤气中毒死亡”。

　　最难熬的时间是深夜0点到5点，老陆冷得只能到外面走路，“别人看着以为我巡夜呢，其实完全是冷得不行。走到地铁口再回来，走到身体发热脚发热为止。”

　　二十几天住下来，老陆对奥体东门的黑夜了解得清清楚楚：“11:30-0:00的时候，公交车开始收线了，还有个207慢悠悠地不时晃过来。 1:30左右，环卫车，从北向南，哒哒哒开过去，过一个小时，又哒哒哒回来。到了凌晨3点了，小偷们就开始活动了，经常还是妇女，过来捡捡这个捡捡那个。然后等早班车207出现在马路上时，基本上就5点了，我大出一口气，这一天终于过去了。”

　　京城的夜晚除了寒冷并不会出现别的状况，冲突通常发生在白天。12月22日中午，数十个“黑衣人”光临鱼堡和米粉店，强行封店。“他们见我把门从里面锁上了，就几个人一块儿拉这门，结果连门带框都拉下来了。”陆大任回忆自己当时是神情镇定地被五六个壮汉抬出屋外。

　　而不远处米粉店的员工则多人受伤。不过“黑衣人”的车也被他们砸了几辆，后来有人大喊警察来了，一帮人就作鸟兽散。

　　那天夜里，老陆又出去走路取暖，经过米粉店的时候，他看到店里的伙计抱个煤气罐睡觉，禁不住哈哈大笑。以他的经验判断，对方不可能再来闹了， “要搞强硬的，你对手下的人要有绝对的责任感，要有足够的胆量，不然去闹事，车子都被砸了，丢死人呦，以后谁还给你卖命？”老陆在记者面前滔滔讲起这事，仿佛“对方的人”就站在面前听他一通训诫。

　　回顾这23个夜晚，老陆充满自豪，他说：“这是陆大任同志最光荣的二十几天。”

　　但只要一聊到他的过往，陆大任就又开始闪烁其辞，“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面对镜头他都是用口罩遮住脸，他解释自己有鼻炎，一冷一热就会猛打几十个喷嚏。这次再见到他时，口罩已经不戴了，他说父母还在，不想让他们在电视报纸上看到这事儿。

　　从拆迁队长到钉子户

　　陆大任经历了钉子户从无到有的那几年。

　　上个世纪90年代拆迁的时候，拆的大部分是毛坯房，老百姓获得的赔偿相对较充分，到了1998年，随着城市建设项目增多，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提高，拆迁赔偿越来越高，阻力也越来越大，开始出现被陆大任称为“难缠户”的人，不过这类人通过街道办事处做工作，或者说情送礼也好解决。

　　到了2000年以后，“难缠户”开始升级为“钉子户”。尤其是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在网上热传之后，“钉子户”正式作为一个常用现代汉语进入人们的生活辞典。

　　2003年，在邯郸拆迁时遇到的一次意外事件深深地触动了陆大任。几个住户起初拒绝搬迁，最终双方谈好了30多万元补偿。签好字后，本来场面渐趋和缓，机器都开动了，突然一个女人边跑边喊，一头就撞倒在推土机的挡板上。“那挡板每天在地里磨，明晃晃的，血‘啪’一下就喷出来了，这死在我眼前。” 这个意外刺激下，到了2005年，陆大任就退出了这一行。

　　从拆迁户到钉子户，强弱易势令老陆感受很深。曾经他就是用各种手段拔除“钉子”的高手，“简单粗暴的话，就是找一些闲杂人员，聚在一起先喝一通酒，酒席上每个人发300块钱，吃喝完了就出去砸一通。玩阴的话，也是一天一个新花样，就能搞你个鸡犬不宁。”

　　陆大任像一个金盆洗手多年的武林高手，又把当年的十八般武艺一项项摆出来。

　　首先是断水断电，让对方营业不了，生活不了，接下来是外围破坏，比如扔石头，扔燃烧瓶，正好落在人家的院子里中间炸开。

　　再有一招就是挖地沟把钉子户圈起来，让钉子户没路走。一到下雨，雨水全往家里灌，“要不然就去泼一大桶屎，臭死你”。还有就是制造一些机械事故，把树挖倒了正好砸人家墙上去，回头赔给人家一千两千，但是对方房子肯定是住不成了。有时候老陆他们也搞一些恶意爆破，掌握好距离，放一个爆破将对方房子震裂。“对方一点把柄也没有，房子也没用了，原来得赔30万，现在20万到顶了。”

　　所有手段的最终目的是让对方房子价值下跌，一旦对方手上没了筹码，一切就好办了。老陆说，钉子户一般比较弱势，精神压力也大，连儿女都时不时会被骚扰惊吓，“最后搞到你吃不好、睡不着，头发都白了。”

　　有一回，队里一个年轻人开铲车掉头时没有控制好，撞到人家墙上，铲了个窟窿。那小伙子吓坏了，当场就逃走了。“这是无意中的好事儿，那家人吓呆了，我们可乐坏了，立马就去劝他们把合同签了。”

　　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老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又有些惭愧。他一丝不苟地把头发梳成一个小发髻放在脑后，时而眯起眼睛扮出无奈的鬼脸。他并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做拆迁的时候他是强有力的角色，做钉子户的时候，秦荣、刘正、连新奥物业的保安都说他是最“称职”的。

　　“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

　　隔壁湖南米粉店的刘正至今依然每天在寒风里守着他的店，鱼堡家拿到的赔偿令他羡慕。刘正找过北京大学法学院上书国务院修改《拆迁条例》的五名学者，他们爱莫能助。有时候他也纳闷，“怎么一个老陆比几个教授还管用。”

　　老陆也时常看新闻，对五个专家，他怀着一种实践者对理论家常见的“轻视”。“我看过那个修改条例建议书了，五个专家掰乎得不痛不痒。”“拆迁这事儿是体制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规矩的东西，国家又推高房价，大家都摸石头过河，最后摸出事情来了。”

　　当记者问陆大任体制的问题什么意思时，他又是嘿嘿一笑，避而不谈。

　　陆大任更愿意聊的是现实拆迁纠纷中的实战技巧。他觉得刘正没有抓住时机，死守到底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目前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开始拆迁了，还没有动机器，只是手工。一旦动机器，对方也不是吃素的。我很担心他们落到一个尴尬的地步。打仗要抓住战机，如果打完了，大喊我们胜利了，但死的只剩俩人，那叫什么打仗？”

　　对两边都了解的老陆总是对局势有自己的判断。

　　他不讨厌拆迁方，因为他以前也干过这一行。“对于拆迁队来说，他们也是奉命行事，照本拿钱。有钱我就干，没钱我就不干。地方政策允许，有资金开动就行了。”

　　对钉子户，他怀揣着同情，聊到唐福珍自焚这个事儿，他脸上的皱纹全拧到了一起。

　　“你见过强拆的场面吗？”老陆突然悲愤起来：“开发商啊、居委会啊、城管啊、警察啊，人山人海，都围着那座房子上，世上的悲喜全在那个方寸之地，冲突戏剧化了，人完全情绪化了。唐福珍想捍卫自己权利本来就没有什么选择，最后，情绪到那个份上，她也只能把自己点燃了。社会把她给逼死了！”

　　虽然不时有记者跟陆大任聊起可以建立一个机构，专门给人当钉子户，陆大任却很清楚其中的风险，他说这个单子完成后，他再也不会接这种活了。“如果环境改变，社会就不再会有钉子户，国家不能总出丑吧？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出了名的钉子户陆大任说。

　　2009年的最后一天，陆大任又到鱼堡餐厅走了一遍，合同刚签完两天，那里门窗已经拆个精光，碎玻璃散了一地，在冬日微弱的阳光下反射出星星点点无力的光芒。他鼓励了一番米粉店的小伙子们，就走了。身着军大衣、戴个小红帽子的老陆推门的动作迟缓凝重，像一个战士起身离开了战壕。

　　吴宗明，一位曾经当了18年兵，在广西桂平市信访办做了3年主任的老人，为了被拆迁的房子，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他不停地奔波于南宁、广州、北京之间，然而到头来，昔日亭亭如盖的果树和挺拔的四层半小楼，已变成了新挖出来的运河。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广西桂平报道 摄影_张志

　　被上访

　　吴宗明这辈子的第一次上访，是从“被上访”开始的。

　　64岁的吴宗明，身高不足1.60米，平日里喜欢脚蹬一双运动鞋。人虽看上去精瘦，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走起路来脚下呼呼生风。

　　他是广西贵港桂平市的前信访办主任。

　　因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以下简称“桂航工程”)的开建，他的房子被征用，但他和三十多位“钉子户”一直不肯签补偿协议，因为补偿过低。

　　那一次“被上访”，听起来很像是一出精心设计的“调虎离山计”，在他刚到桂平市信访办十分钟后，工程队的挖土机扒开了他们家的院墙。

　　那是2008年6月28日早上，吴宗明接到了“桂航工程”拆迁安置指挥办负责人王家委的电话，让他去信访办找阮达光主任谈谈拆迁补偿的事。他认为事情可能会有些进展，没有多想，吃了早饭就赶了过去。

　　信访办主任阮达光热情地接待了他。吴宗明在信访办主任任上时，与阮达光同在一个大院上班，平时也比较熟络。再加上信访办这次也在积极协助“桂航工程”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因为吴宗明等被拆迁户没有达成最终的补偿协议，阮达光没少去做吴宗明的思想工作。

　　“刚寒暄几句，连话题还没有扯到正点子上，就突然接到老伴儿的电话，她哭着说家里的围墙被拆了。”吴宗明回忆说，“我当时骂了句‘他妈的’，就急匆匆往家赶，阮达光一脸尴尬地跟到了现场。”

　　“院子里被挖得一片狼藉，两棵龙眼树、两棵荔枝树、一棵石榴树横在地上，青果散落一地，老伴儿坐在地上哭。”

　　后来，阮达光向分管的领导作了汇报，吴宗明的果树最终获得了赔偿。不过阮达光否认“调虎离山计”之说，“是船闸工程队要用吴宗明家院子里的土，所以扒墙头纯属巧合。”

　　2007年，属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桂航工程”要开工建设，吴宗明家的四层半小楼房刚好在征地范围内。

　　“我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小家做些牺牲，从大局考虑，支持二线船闸工程的建设，是一个老干部应该有的觉悟。”吴宗明认为，“再说，我们替国家考虑，国家到时候不会把我们几百户拆迁户给抛弃的。”

　　在张贴的《告被征地拆迁农户书》中，桂平市政府郑重承诺：“要将桂平二线船闸工程建设成利国利民的‘阳光工程’……成为依法征地的样板工程。”

　　大家看到政府张贴的一系列公告，个个欢心鼓舞，拆迁户奔走相告，惹得没被拆迁的人家艳羡不已。

　　根据拆迁指挥部公示的回迁安置区域规划，将划分两个安置点进行安置，第一回建点计划安置154户，第二回建点计划安置111户。规划的安置区里，学校、商场、公共空间等配套设施齐全。

　　2007年3月5日，桂平市政府通过了《具体补偿方案》，贴出来的补偿标准，打破了拆迁户的梦。

　　根据该方案，吴宗明他们实际获得的补偿标准是，混合(砖)结构每平方最高补偿330元，砖(石)木结构每平方补偿20～160元不等。而按照广西的专项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文件《桂发改法规[2005]190号》的规定：混合(砖)结构每平方补偿400元，砖(石)木结构每平方补偿280元。

　　吴宗明家的四层半小楼房市场评估价为38.7万，工程拆迁补偿却只有25万元，“按现在的建材和人工成本，盖一套同样的房子我还要自己补十几万。”

　　村民们大多签了补偿协议，只剩下吴宗明和其他三十多位业主没签。

　　这位曾经在广东当了18年兵，1978年参加过对越自卫战，退伍后在桂平市检察院工作了11年、在司法局当了7年副局长，最后又在信访办做了3 年主任的老人，为了被拆迁的房子，从此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

　　被接待

　　2008年7月中旬，“桂航工程”建设办以“瞒天过海”的手段，阻隔被拆迁户与视察工地的上级领导，激怒了拆迁户，最终促使吴宗明“追到南宁”，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上访。

　　7月12日，一位细心的拆迁户看到“桂航工程”工地上竖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欢迎交通部和自治区交通厅领导视察”字样，他们认为这是向领导反映真实的拆迁补偿情况的难得机会。于是，拆迁户们一大早就守在二线船闸边必经的路边，等待来视察的领导。

　　恰在此时，有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市建设办，说那儿有上级来的领导专门接待。等大队人马到了市建设办，才发现接待他们的是建设办的工作人员。

　　建设办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跟他们认真解释，称上级领导才到桂平，实在太忙，领导明天去工地视察，拆迁户们到时候可以去工地等领导，再具体汇报各自生活的难处。他们还主动给了拆迁户们一个“交通厅领导”的电话。大家不想打搅领导们休息，当天忍住没有打电话给领导添麻烦。

　　第二天，大家早早吃了早饭，携家带口兴冲冲地奔向工地。然而，苦苦等待了整整一个上午，却没见一个人影，他们紧拨打建设办给的上级领导的电话，原来是空号。后来一打听，上级领导已经在前一天上午视察了工地。

　　群众的愤怒被点燃了，有人当场砸碎了“欢迎领导视察”的牌子，有人嚷着要去建设办砸断负责人的腿。

　　“每次大家聚在一起，妇女们都是哭声一片，看到大家冲动的情绪不可控制，我总是担心。”吴宗明说，“大家商议着一定要去交通厅问个究竟，顺便打探真正的补偿标准。”

　　当时考虑到许多人普通话不流利，条理不清晰，人们便力请吴宗明出马。第二天吴宗明便带着另一个拆迁户黄永辉去了省城南宁。

　　没想到，这一次上访有了意外的收获。

　　交通厅给他们找来了该工程的业主，西江航运公司的负责人。从这位负责人那里，他们了解到：根据西江航运公司与桂平市政府签署的有关协议书，公司给了桂平市政府1亿元的拆迁安置款，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由桂平市政府负责。

　　随后，他们去了自治区纪委、区检察院还有区高级法院，把反映材料一份一份递上去。接着，他们马不停蹄地去了国土源厅。“接访者只在大门口接待了一下，总共10多分钟。”

　　南宁上访的收获，着实让三十多户被拆迁户兴奋了一阵。如果征地拆迁费用有1亿元，拆迁户一共260多户，这样估算下来，每家的安置补偿平均摊到 40万左右。但是按照政府现在给的补偿标准，吴宗明他们估算，这笔专项资金并没有都用在拆迁征地的补偿上，政府只是花了5000多万，那么其它的安置款究竟用到了哪里？

　　“政府承包拆迁征地补偿，但不能像做生意一样牺牲被拆迁户的利益来赚取差价。”吴宗明说。

　　被教育

　　2008年8月16日，从南宁刚回来的吴宗明，走进了桂平市信访办接待室。那一天是当地政府领导的大接访日。

　　从2008年7月1日起，吴宗明就发现自己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儿子吴显宇没去上班。原来其单位领导接到指挥办主任王家委电话通知，让吴显宇回来协助拆迁工作，去拆迁指挥部报到。王家委告诉他，把拆迁协议签了就可以回去上班。

　　“拆迁房子，不能像旧社会一样株连九族。”吴宗明非常生气，他决定要去信访办跟领导说说。

　　他曾在这儿奋斗过3年。为了不影响院里其他机关工作，他们当年曾在办公室后侧开了一扇小门，好让前来上访的人在那儿排队等候。如今，办公室翻新过，这扇小门被封上了。

　　这里和以前一样，工作人员上来给他倒了一杯浓茶；并且他还受到了礼遇，工作人员让他提前签上名，好排得靠前一点。

　　吴宗明一进门，接待他的一位市领导立即认出他来。市领导给了他十分钟，答应过问吴宗明儿子停职的事情。

　　对于补偿标准低的问题，领导语重心长地对吴宗明讲，“这是国家的需要，有时候牺牲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的。”

　　“听到这话我就来气，工程队强制断水断电，导致被拆迁户去工地取水，一户被拆迁户十来岁的孩子给淹死了。”吴宗明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是第一批去的前线，最后一批回的祖国，生死都不计较，还在乎钱吗？”

　　吴宗明从桂平市信访办出来，心里感觉到失落，虽然进去时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他认为领导走了过场，不禁怀念起自己在位时信访办的“认真”。

　　在做信访主任时，吴宗明首先把办公室里的茶壶换成大的。“老百姓来上访，不是来给找麻烦的，肯定是没有路走了，信得过你信访局才来。所以，人来了一定要好好接待，认真听他们诉说，哪怕一杯热茶，都可以暖了他们的心。”

　　2000年曾妥善解决了改制糖厂几百名工人集体上访、协调了市公交车和农班车停靠站的矛盾，现在很多司机见了他都会和他打招呼，主动免收他的车费。“钱虽少，但你做了事，老百姓会记着你。”

　　回忆当信访办主任的日子，吴宗明依然很自豪。“当时我们信访局在贵港市是先进单位，我个人也是先进工作者，2001年年终总结的时候，贵港市分管信访的市委副书记亲自来给我敬酒，并夸我‘你就是我们的标杆’。”

　　被“卖猪仔”

　　“到广州的那次上访，是我准备时间最长，准备内容最充分，但也是接待时间最短的一次上访，而且在从广州返程途中还被‘卖猪仔’。”回忆那次尴尬的上访，吴宗明忍不住骂了句，“他妈的，讲白话的广东人骗了讲白话的广西人。”

　　2008年7、8月份，三十多个被拆迁户发现他们被不间断地盯梢，“下地锄草，去厕所小便都有人跟着。”盯梢的人早出晚归，非常敬业，一日三餐还有专人送来了盒饭。

　　“桂平市有许多去北京的上访者都被半路截了回来。”吴宗明回忆，“我天天在家看报纸，看电视，专看拆迁的报道，补一补这方面法律的不足。”

　　每天看到相似的报道就剪裁复印下来，不懂的法律条文就翻专业书籍或者请教律师。“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广州有个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督察范围为广东、广西、海南和深圳的违法土地使用问题，我就去到广州试试运气。”

　　吴宗明针对“桂航工程”存在的一系列违规问题，逐条咨询了律师，打印了一张缜密的材料，标题为“主要咨询和解决的几个问题”，包括六大部分，九个小点，洋洋洒洒千余字。“到时候忘了要点，可以拿出来念给领导听。”

　　“我要去上访，他们绝对找不到我，把我截回来。”吴宗明颇为自信地对记者说，“你要声东击西，明明往南你要先往北，把截访的人折腾晕。”

　　吴宗明独自在广西的几个城市折腾几个来回后，2008年9月1日，他成功现身广州街头。“他们都在紧盯北京方向，谁也想不到我会去广州。”

　　当天上午，吴宗明打车来到2007年7月24日正式揭牌的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的办公室，毕恭毕敬地掏出一沓上访材料递了上去，才念了第一条，就被工作人员挥手打断：“我看你身份证显示，你不是曾在检察院工作吗？你应该回到当地诉诸于法律程序。”

　　“我千里迢迢从广西跑到广东，连凳子都没有捂热，他们又一脚把我踢回了老家。”吴宗明气得材料都没有收，转身出了办公室，“我做了3年的信访主任，还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访民。”

　　中午草草吃了碗米线，吴宗明匆匆忙忙赶往汽车站，他急着要赶回去，却被拉到郊外“卖了猪崽”(指乘车走到半路被迫换乘另外一辆车)，被强制掏去了一百多块。带着一肚子气的吴宗明坐上长途卧铺回到家时，已是凌晨5点多。

　　“我回来还得跟其他拆迁户笑着说，上访很顺利，领导很重视，不久就要实地来看看。”吴宗明一脸苦笑，“你不这样说，这么多被拆迁户急了容易出事呀，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呀。再说，大家在一起一定要相互鼓气，直到讨个说法。”

　　被吓唬

　　吴宗明坚持说自己那次去北京的上访是“北京之旅”。

　　首先，他是乘坐飞机去的，没有像以往那样坐车遭罪；其次，他抽空参观了宏伟壮观的天安门。“简直像旅游一样！”吴宗明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脸上仍无限神往。

　　2009年7月10日，吴宗明和另一位拆迁户站在人流如织的天安门广场。吴宗明紧张得提着裤子，一脸痛苦的表情。初到北京，水土不服，辣的、凉的饮食不习惯，他不停地拉肚子，一天甚至七八次。“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不停地打听厕所在哪里。”

　　吴宗明在北京的上访，也是毫无进展。在北京打的士，师傅打量了他们俩一眼，就看出他们是上访的，好心劝他们赶紧回去。晚上住在府右街的一家旅馆，旁边五楼有个上访户要跳楼，惹得满街都是警察，吓得他们第二天赶紧换了旅馆。去国土局和信访局又摸不清路线，也不敢问陌生人。

　　吴宗明和同伴躺在旅馆里，曾经梦到一天，在北京的街头碰到了一个可以为他们说句话的大领导。但醒来后，脑子里房屋被强拆的画面还是挥之不去。

　　那是他和妻子经营了11年的新家，四层小楼，五百多平方的房子，虽不算奢华，但非常温馨。后院的果园里果树郁郁葱葱，挂满了或红或绿的果子。

　　2008年12月12日，他们收到了桂平市法院责令其拆除房屋的通知书。2009年1月5日，法院通知，两天后强制拆除他们的房子。7日上午8 点30分，吴宗明还在市里联系车辆，准备拉走最后的门窗家具，几分钟后，房屋化为一堆废墟。

　　在北京住了三天后，同行的南宁朋友帮吴宗明联系到了北京的一家杂志，直到2009年11月初，这家杂志才披露了吴宗明上访的故事。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事情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每当想起2007年4月15日，拆迁安置指挥办某领导在拆迁动员会上的话，吴宗明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工程征地拆迁问题，你们必须按指挥部规定的时间签字拆迁。你们找律师、找记者都没有用，我们都可以摆平。你们想得到更多的补偿是在做梦”；“这些钱我们宁愿给法院用，也不给你们。这个工程是我们政府承包的，肯定要有得赚”。

　　无果的后果

　　2009年12月24日上午9时，“桂航工程”拆迁安置指挥部办公室里，或蹲或站，挤满了三十多户愁容满面的被拆迁户。就在这个月的8日，“钉子户”们收到了一份“最后通牒”：所有被拆迁户要在这个月的25日之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否则，后果自负。

　　所有的没有签补偿协议的被拆迁户都来了。

　　9点10分，吴宗明站在安置指挥办门口，径直向办公室里面走去。在靠里墙处，他随手拉了把椅子，和指挥办的工作人员挤坐在一起。10点钟，短暂的平静后，这间安置指挥办开始骚动。争吵声、骂声、叱责声、拍桌子声，混杂着女人低声的啜泣，传到这个小城的街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一个多小时后，争吵声渐弱。吴宗明一只手插在牛仔裤的屁兜里，一只手拿着一根牙签儿，站在了安置指挥办的门口。他一改争吵时使用的白话，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我们还是没有签字，他们领导没来，来了两个办事人员解决不了我们大家的疑问。”

　　谈到吴宗明的坚持，现任桂平市信访办主任阮达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停地笑他：“他打错算盘了。如果当初吴宗明先签赔偿协议，分到临街的房子，那他就可以比现在少损失几十万。”

　　“赔偿价格确实低了，但这不是桂平市的错，因为国家就这么定的。”阮达光又私下对记者说。

　　儿子吴显宇坚持站在父亲的那一边，但感觉父亲这两年“脾气越来越坏了，烟抽得越来越多了，有时候整夜睡不着觉。”吴宗明身边的老同事都为他感到不平，“老吴是个能干直爽的人，但就是太直，遇到事总是要讨个公道。”但老同事们却感到无能为力，“官场上人走茶凉。”

　　这位前信访办主任的上访前程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他说。

暴力拆迁，这部不断在各个城市上演的限制级国产动作大片，终于快到落画的时候了。

　　2009年12月7日，北大法学院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议修改旧的拆迁条例；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召开专家研讨会，研讨新的征收条例。目前征收条例草案正在征求意见，出台之后，将取代旧的拆迁条例。

　　暴力拆迁的荒诞，不仅仅体现在拆迁队一拥而入的动作上、挖掘机张牙舞爪的场面上、被拆迁户欲哭无泪的表情上、钉子户孤注一掷的背影上。

　　实际上，暴力拆迁甚至已经演绎成一部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剧。

　　围绕拆与被拆，博弈的各方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展出各有特色的策略，并衍生出各种职业化、专业化的博弈角色。他们当中，有职业钉子户、有专业上访户、有职业拆迁队、有“拆迁点子人”。

　　因为拆迁，原来的信访办主任走上了漫长而无望的上访道路；因为拆迁，原来的拆迁队长应聘为职业“钉子户”；因为拆迁，现任的法官摇身成为了告状人。这种连最天才的编剧也未必编造得出的角色转换，将拆迁这部大戏，从正剧变成了荒诞剧。

　　剧本已经破绽百出，台词已经超级雷人，剧情已经十足离奇。这出荒诞大戏还需要继续表演下去吗？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让我们都来等待暴力拆迁的“煞科”吧。

　　中国拆迁潮图景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围绕拆迁，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策略，衍生出了各式各样职业化、专业化的角色，荒诞而离奇的事件。2009年的拆迁，在唐福珍自焚的惨烈火光中终结；而2010年，随着《拆迁条例》的修改，暴力拆迁有终结的可能吗？

　　南都周刊记者_陈鸣 北京报道

　　无人理会。强拆继续进行。

　　在自己一手竖起的五星红旗下，淋满汽油的唐福珍，决然地点燃了自己……

　　2009年11月29日，唐福珍之死，给寒冬岁末画上了一个震颤人心的句点。

　　在延续十多年，遍及中国的拆迁大运动中，无数的城市和农村的居民被驱赶，居所被拆毁，其中很多人拿到的补偿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政府、拆迁公司和公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唐福珍的悲剧几乎是冲突尖锐化的必然。

　　2009年12月7日，北大法学院的五位教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建议修改拆迁条例，指出国务院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至今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宪法》、《物权法》存在抵触，导致城市发展与私产保护的关系扭曲。

　　建议书中如此写道：“如果不能从制度源头上处理好城市发展的公共需求与公民财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以至严重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

　　几乎每一家被强制拆迁户都用《物权法》与拆迁方手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峙。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在博客中写道：“恶法是法律的反义词，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就是这样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法，它是法律之敌。”

　　依据《宪法》和法律，补偿是征收合法有效的构成要件，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而《条例》却将补偿延至拆迁阶段解决。征收、补偿主体应该是国家，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该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五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对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错误，致使一些地方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只征收、不补偿，而把补偿这一核心问题和矛盾推到拆迁阶段，从而引发了大量的暴力拆迁、强制拆迁。”

　　此外，《条例》还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情况下就可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换言之，在房屋仍然属于单位、个人合法所有的时候，拆迁人就可取得拆除房屋的资格。

　　私产保护在该法则下，几成空谈。

　　就在五学者上书10多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首次对废除拆迁条例作出表态，称全国人大正加紧推动《拆迁条例》修改。此时，离 2010年不到一周时间，而成都“唐福珍自焚案”过去了差不多一个半月。

　　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举行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专家座谈会，经历了4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才结束。新《拆迁条例》目前出台前景依然不明朗。

　　据媒体报道，参加座谈会的部分专家认为，新《拆迁条例》之所以迟迟未能出台，是由于拆迁领域已经形成了包括被拆迁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比较固定的利益格局，即使是细微的政策调整也会涉及地方经济发展与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如何平衡的问题。

　　暴利驱动

　　出台于199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城市房屋拆迁必须有利于城市规划和城市旧区改建，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改造，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当时的拆迁模式是，被拆迁人拒绝拆迁的，实行强制拆迁，政府既是拆迁许可者，又是争议裁决者。

　　2001年6月，修改后的拆迁条例公布并沿用至今，立法理念和确定的拆迁模式没有改变，不分公益和商业拆迁，政府角色严重错位的拆迁模式，逐渐成为拆迁矛盾的根源。

　　律师夏楠认为，修改一部《拆迁条例》不过是舍本逐末，地方土地财政的暴利才是违规征地、暴力拆迁背后的深层动力。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税收比例锐减，于是将增加财政收入的希望转向土地开发。

　　与此同时，随着1998年房改启动，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停止福利分房制度，鼓励贷款买房，而相应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却基本缺失。

　　2001年开始，房地产被定位成支柱产业。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在快速复制，一些制造类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军房地产，各地“地王”纷纷登场。至此，全国房价开始一路高歌猛进。

　　地价房价的狂涨使得“拆迁”越来越成了一件“谈不拢”的事。对地方政府而言，拆迁涉及经济发展大局，势在必行；而对被拆迁者而言，则面临着资产缩水，甚至流离失所。

　　研究者朱东恺与施国庆利用统计数据计算：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获得60%－70%，农民只获得5%－10%。而另一位研究者陈铭更具体地计算浙江省某区域土地征收资料，所得增值收益的分配结果是：政府为56.97%，开发商为37.79%，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为 5.24%。

　　为了“公共利益”的开发通常都转变为少数人受益的项目，此间更伴随着政府公权力的强行推进，冲突由此而生。

　　荒诞的逻辑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诞生之日起就已埋下，在具体实施中又被行政力无限强化。本来应该被严格区隔的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被混为一谈，原本基于市场自愿交易的商业拆迁被公权力染指，这一切使得拆迁无异于一场掠夺。数据显示，国家信访局从2003年到2006年接待的上访人数当中，有近40%涉及拆迁，而在当时的建设部这个比例高达70%－80%。

　　荒诞的专业化

　　在原来开发商与居民的双方角力中，开发商与政府合谋联手，获得了绝对的主动权。“钉子户”则往往采取极端的方式抗争，甚至于不惜以命相搏，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里，这是他们绝地翻盘唯一的机会。

　　回溯过往，悲剧历历在目。

　　2003年，南京市民翁彪住宅被南京市玄武区拆迁办强行推平，翁彪自焚抗议，造成中度三级烧伤。

　　2004年湖南嘉禾县拆迁过程中，当地县委县政府打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横幅，发起连坐株连式的“四包两停”政策。陆水德等3名拆迁户以“暴力抗法”和“妨害公务”罪名被逮捕。

　　2006年，菏泽市民李民生上吊自杀身亡，以此抗议房屋补偿价格偏低。

　　2007年，苏州市民马雪明一家在拆迁公司的强拆过程中砍杀拆迁人员，致2死1伤。一家夫妻儿子全部获刑。

　　在公民维权过程中也时有亮点闪现。重庆“最牛钉子户”杨武吴苹夫妇便是一例，在驻守的“城堡”式的孤岛上挥舞国旗的杨武被诸多钉子户视为榜样。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各类“怪异”的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钉子户的出现，无奈的手法背后也渐显荒诞的意味。在与开发商及其背后政府力量的博弈中，拆迁户几乎只能以险保屋，以奇制胜，此外别无他法。

　　围绕拆迁，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策略，衍生出了各式各样职业化、专业化的角色。他们当中有职业钉子户、专业上访户、职业拆迁队、还有“拆迁点子人”。这种专业化分工意外地给拆迁平添了几分荒诞的喜感。

　　然而当唐福珍点燃身上的烈火时，以“伤己”进行抗议的方式已经走到了极限，而这换来的仅仅是成都市金牛区政府扣在自焚者身上“暴力抗法”的罪名。

　　修改一部《拆迁条例》不过是治标之策，如果现有分税方式没有调整，如果地方政府执政理念上没有改进，荒诞便决难断绝。在旷世罕见的拆迁大运动中，离奇事件还将迭生。

　　比如，拆迁中涌现的各类荒诞的“专业户”——这不是玩世不恭，对被裹挟在拆迁大潮中的每个渺小的个体来说，荒诞有时候是最好的策略，有时候是求自保而不得的抗议，也有时候荒诞是对荒诞本身最深刻的解构。

杭州将按房款 1.3%补贴首次购普通住房者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1日02:58 京华时报

　　据新华社电 9日，杭州出台房产新政，对于自住型普通住宅消费进行鼓励，同时，继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基调没有改变。在杭州市区首次购买14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房，享受房款总额1.3%的购房补贴。

　　杭州的新政策规定，在杭州市区首次购买14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房，享受房款总额1.3%的购房补贴；在市区仅有一套住房，在2010年1月1 日至2010 年12月31日期间出售住房，并重新购买普通住房，享受房款总额1.3%购房补贴；因房屋拆迁(含危旧房改造)选择货币安置的，在市区购买普通住房给予超过货币补偿款部分1.3%购房补贴。

　　上述几种住房消费享受购房补贴的时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商品住房以合同备案日期为准，二手住房以产权登记受理日期为准，以家庭为单位认定，一户家庭只能享受一次。

　　据悉，2008年10月出台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的购房入户政策、住房公积金贷款等政策仍将在2010 年延续。对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职工，由杭州公积金中心给予公积金贷款利息30%的补贴，补贴期限至2010年12月31日。2010年1月 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继续暂停征收房地产登记等相关收费。

　　与2008年10月杭州出台的“24条新政策”相比，新修改的政策主要是以购房贴补1.3%总房款的形式取代了原来的营业税、个条税、契税的财政补贴，操作更加简洁、方便。

广州日报：昨日，由广州市总工会主办的广州市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成果展览正式开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出席活动时表示：“现在广州最低工资860元是低得不能再低，非常赞成将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1000元。”

　　近日，部分省人大代表视察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建议，将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上调到1000元/月，引起城中热议。

　　“860元的水平是低得不能再低，”陈伟光说，“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我们认为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860元/月已经很低。现在广州最低工资是包括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等三金。860元在扣除三金后，通常工人们到手只能拿到500~600多元。这还是工厂正常运作时候的价格，如果一些工厂那个月不能正常运作，工人到手的钱可能还没有那么多。”

　　“这些工人生活都非常艰苦”，陈伟光说，日前，工会曾经对工人生存状态进行调查，发现工人在广州生活每人每月需要1200元。

　　“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资水平远高于广州，”陈伟光说，“广州工人最低工资早就应该提，我个人非常支持将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1000元。”

　　陈伟光认为，要建立广州工人的增长长效机制。工人长效增长机制要由政府代表、企业行业协会代表、行业工会共同制订，实事求是，这才能让工人的劳动得到合理报酬。

　　如果这次将广州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000元，是否会使受金融危机困扰的企业“雪上加霜”，进一步减少员工？

　　“企业生存不能单靠减少员工来维持”，陈伟光认为，广州目前出现某些行业招工难的问题，说明金融危机出现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征兆。“如果这些企业连员工每人每月1000元最低工资水平都付不起，那么，企业主只能向内地转移产业。”